借着老夫的名头招揽人才就罢了，居然将老夫的《五经正义》都给利用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老孔气得胡子乱翘想杀人！
这部《五经正义》孔颖达毕生心血之所在，就想着这辈子将这部书编撰成功，皆以名垂后世功成名就，受到后世儒学子弟敬仰。可房俊这么一弄，必然天下学子云集，到时候这本书成了儒家一大盛事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与老子何干？
可这话又有些说不出嘴，难道要说我编撰这本书就是为了名垂后世，至于什么“兼容百氏，融合南北”根本就是噱头？
孔颖达的确有借书成名的心思，当然并不完如此市侩！现在被房俊这么一掺和，老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！
这个气啊！
眼看孔颖达气得快到高血压了，房俊赶紧解释道：“此书规模浩大，绝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担。若是能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，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，后代学者有所钻仰，岂不是儒家一大功德，作为主编的您来难道就不是备受后人敬仰的先贤圣哲？而且越是多的人参与，这本书的影响力就越大，说不定就可以让《五经正义》被朝廷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，若是当真如此，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。到那时候，您就是一个对儒家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。”
孔颖达仔细思索，觉得房俊的话倒也不是无道理。
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，师说不一。
当时《诗》分齐、鲁、韩三家，《书》分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礼》有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其中《礼记》分大小戴，《易》分施、孟、梁邱、京，《春秋》既分公、谷二传，公羊又有颜、严之学。
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“师法”。
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，于是又分出“家法”，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。就像树干分枝，校又分枝，枝叶繁茂，渐失根本，经义难明。故有“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之叹”。
后来古文畅兴，纠葛更生。
《诗》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，《易》有高费与施孟争胜，《春秋》有左传异军突起，《礼》又出现《周礼》与分高低，《书》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……
文字今古，师说歧异，种种分歧，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。
在此之前，曾有三次体学术界的大讨论。
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，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，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，遍注群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