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各种宗教开放，导致这些宗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，因此信仰的多元化，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。
同时儒学本身，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，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，分化为不同的流派。传统文人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和表达自由。
而创作主体方面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因为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，儒生失去仕进机会，地位下降，儒生上天无路，文人自我位置失落。
如明代的学者郑思肖的《大义略序中形容》“鞑法一官二吏，三僧四道，五匠六工，七猎八民，九儒十丐。”
文人不再依附政权，或隐逸于泉林，或流连于市井，人格相对独立。
他们遁入市井，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，价值取向、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。
而文化氛围方面，呈现出狂欢化。
像是后人总结元代灭亡的原因“耽于逸乐，循至灭亡，其失在于纵驰。”
这其中主要包括通俗文学的兴起与繁盛，并且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要位置。
至于雅文学的话，还是以诗文为正统，以雅丽为正宗，以韵文学的发展为主，在以前这种文学是文人的专享。
而到了元代，文学主要是散曲、杂剧为主，用俗语、俗调，写俗情、俗人、俗事，文学成为平民大众的共同乐趣，因此通俗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
散曲的话，就是鲜活的文学新诗体，而杂剧就是典戏剧成熟的标志与第一个黄金时代，可见此时通俗文学发展的较全面。
比如散曲、杂剧、说唱的代表有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、《西游记》等。
此外叙事文学也得到了发展，这是因为在元代，叙事性文学万紫千红，呈现一派兴盛的局面，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。
一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，加入叙事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，使文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他们打破了语言障碍、走近现实生活、强化叙事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