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上述对南宋江南市镇类型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。
因为事实上，许多市镇是几种形态兼而有之。
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，既是著名的贸易港口，也是重要的盐业和渔业市镇，只是其作为港口市镇的形态更为突出。
同时，除了乡村墟市外，各种江南市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即工商业十分兴盛。
这既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江南市镇已逐渐向新型经济都市方向发展。
而且居民数量与结构也是反映市镇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，就其总体人口规模而言，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:一是部分“巨镇”、“雄镇”，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，达到了县级城市的水平，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。
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，“约五千余户”;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，“环镇者数千家”;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，“约千家”;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，“哄市千家聚”;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，北宋时就已“附而居者数千家”，进入南宋后更为发达，其居民数量当有增无减;饶州浮梁县景德镇的陶瓷业规模较永和镇大得多，总人口亦当有数千户。
嘉兴府华亭县的青龙镇，其市区分为36处坊巷，居民繁多;兼跨湖州与嘉兴府的乌青镇，“民物蕃阜，塔庙、桥道、宅地、园池甲他镇戍”;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，“虽曰镇务，然其井邑之盛，赋人之多，县道所不及”。
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也都在千户以上。
而与此同时，江南各地的县级城市人口大多不过几千户。
如乾道八年(1172年)徽州歙县城仅1931户;开禧三年(1207年)严州淳安县城仅1335户;宋宁宗时绍兴府嵊县城仅1194户。
有些州级城市的人口也相当有限。
如嘉泰(1201-1204年)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;宝庆三年(1227年)徽州城有3887户。
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，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，相当于小型县级城市。
如池州的雁汊镇(又名雁翅夹)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，均有200多户;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，“有墟市数百家”;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，“绾西江东广之会，户口蕃”;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，“市井繁阜，商贾辐凑”;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，仅“脚船、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”，“数逾百家”;平江府吴县的许市，“居人极多”;吴江县的合路市，“居人繁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