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前文，可以看到，虽然明清时期有不少地方志的编修者根据《禹贡》、《尔雅》等古书将贵州划入梁州南境、荆州西裔，因此主张“黔于古始非异域也，入我版图，所从来远矣”。
但长期以来，黔西北等地区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。
像是唐宋时期，包括黔西北的鸭池河以西地区甚至没有被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中，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。
迨至元朝进军西南，在黔西北等地“设官料民”、屯田驻军、赐封土官，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，虽然如此，元王朝能够有效管治的地方大概仅限于与军队驻防地附近的区域，其余广大地区仍然掌握在地方土酋手中。
明代承元之旧，大为恢拓，完善与规范了土司制度(包括设置专门的土司职衔、对土官袭替的更严格监督与控制、土司赋役与朝贡的制度化、要求土官学习汉文化等)。
同时增设更多流官机构(例如设置贵州行省)并广泛设立卫所等，明代设在水西与乌撒及其周边地区的卫所就有毕节卫、乌撒卫、赤水卫、永宁卫、贵州卫、贵州前卫、威清卫等七个。
而且卫所士兵大都来自南直隶、湖广、江西、四川、山东、山西等地，意味着一场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。
此外，民间自发的移民也为数不少。
随着中央王朝拓的日益深入，勾政权与则溪制度在明代开始发生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，尤值得关注者有君长之职由四十八支轮流袭替一变而为父子相传、汉人进入勾政权、水西与周边勾政权“此绝彼替”的习惯受到干涉等。
的确，首先是从轮流袭替到父子相传。
因为前文已提到，认为则溪统治权力的分享并满足嫡长子为大宗、其余众子为小宗，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是一种误解，君长一职的袭替情况又如何呢，关于此问题有两份重要文献，一是正德年间王阳明致水西君长、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书信，其中提到:
且安氏之职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，今使君(指水西君长、贵州宣慰使安贵荣)独传者三世，而群支莫敢争，以朝廷之命也，苟有可乘之衅，孰不欲起而代之乎。
另一份文献是成化年间安贵荣请两京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撰的《安氏家传序》，该文对洪武初年至成化年间的每一位承袭人的身份都有简单介绍。
根据以上两份史料，方国瑜先生指出:
《黔南职方纪略》说:“安氏非家嗣不能有其官，亦非家嗣不能有其土”，又《水西土官制度略》说:“夷俗以嫡长为贵，宣慰之子，惟嫡室长子得袭职”，这是后来的事，在早期恰好相反。
方国瑜的见解是富有洞察力的。